《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》在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，我国农作物种业虽然取得长足发展，但是也面临新的挑战。必须坚持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，推动资源、人才等要素向种子企业流动，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。必须扶优扶强，加大对“育繁推”种子企业的育种投入，推动企业兼并重组，优化配置资源。加大基地建设，科学规划布局，建立相对集中、稳定的生产基地。严格品种审定和保护，提高品种审定条件，加快不适宜品种退出。强化市场监管，严厉打击抢购套购、套牌侵权、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行为，切实维护公平的市场秩序。
《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修订将经营杂交稻、杂交玉米种子企业的注册资本由500万元提高到3000万元；进出口种子企业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提高到3000万元；农业部发证的“育繁推一体化”种子企业的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提高到1亿元，还要求这些企业有固定的育种人员、育种机构和工作经费，有稳定的生产基地、健全的ag凯发k8国际的售后服务体系以及通过审定的品种等。
《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（2012-2020）》
支持有实力的种子企业建立科研机构和队伍，构建商业化育种体系，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优良品种，并率先在杂交玉米和杂交水稻领域取得重大突破。支持“育繁推一体化”种子企业整合育种力量和资源，加大科研投入，引进国内外高层次人才、先进育种技术、育种材料和关键设备，创新育种理念和研发模式，加快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。
严格品种审定与保护。统筹植物新品种测试和品种区域试验，加强品种特异性、抗病性和抗逆性鉴定。建立国家级与省级品种审定协调机制，科学制定品种审定标准，规范品种审定行为，健全品种退出机制，加快不适宜种植品种退出。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，扩大保护名录，切实保护原创性、突破性亲本和品种。建立品种权转让交易公共平台，制定交易管理办法，规范交易行为。在粮棉油生产大县建设新品种引进示范场，开展新品种展示示范，加快突破性优良品种推广。对在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新品种，国家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育种者成果奖励。
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》
突出以种子企业为主体，推动育种人才、技术、资源依法向企业流动，促进产学研结合，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。
鼓励种子企业加大研发投入，建立股份制研发机构；鼓励有实力的种子企业并购转制为企业的科研机构。确定为公益性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，在2015年底前实现与其所办的种子企业脱钩；其他科研院所逐步实行企业化改革。
支持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与企业开展合作研究。支持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通过兼职、挂职、签订合同等方式，与企业开展人才合作。
国家各科研计划和专项加大对企业商业化育种的支持力度，吸引社会资本参与，重点支持育繁推一体化企业。
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，通过土地入股、租赁等方式，推动土地向制种大户、农民合作社流转，支持种子企业与制种大户、农民合作社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，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。
落实：意义重大责任重大难度更大
“‘109号文件'出台之后，我们感到备受鼓舞，文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很好，令人大为振奋，但是如果落不到实处，挂在墙上、印在纸上，就等于空谈。”2月11日分组讨论会上，甘肃省种子管理局局长常宏的话代表了整个种子管理部门的声音。
企业和基地方面，对政策落地的期待更为迫切。企业对政策的态度可以概括为“字字是金、鼓舞人心、空喊没用、抓紧落实”。如企业最关心的育种人才流动问题，记者采访中，很多企业负责人都表示已经在努力从科研院所引进人才了，但是不少科研人员顾虑很大，没有相关配套政策的保障。“109号文件”要真正落地不容易。河南秋乐种业总经理李继军表示：“文件提出科研人员可到种企‘兼职、挂职并签订《合同》’，对此，种子主管部门应该进一步明确解释，主要是科研人员的身份一定要明确，关键是要有编制。”
相关标准的制定、调整和统一也是企业关心的问题。比如“育繁推一体化”企业标准，由于蔬菜和大田作物种企特点不同，1亿元注册资金、5000万元固定资产的门槛并不适合蔬菜种企。除此之外，保护知识产权、打破地域壁垒、构建绿色通道也是企业方面普遍关注的政策落点。
57家新授牌的国家级制种基地，对配套政策的诉求相对统一，但是也提出了更全面、系统的要求。共同的呼声是：希望国家财政加大对制种基地市县的转移支付，增加基地建设投入。很多基地县也是贫困县，仅靠地方财政恐难保证政策落地。除此之外，还要“引导和鼓励土地流转政策，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设；要加快保险业对制种业的支持，面对自然灾害可以得到相应的政策性补偿，政策性保险要扩大品种范围，扩大覆盖面。”湖南省怀化市副市长王行水在基地组讨论会上说。福建省建宁县副县长沙陈龙对《种子法》的修订十分关注：“种子管理的关键是依法依据管理，法律的制定应该从基层政府和民众的角度来看问题。”此外，产销网络平台建设、资源整合、基地合作等问题也备受基地方面关注。
探索：一些种业大省已经开始行动
政策落地的关键在各地结合实际，尽快出台相关落实政策，事实上，各省对种业发展都高度重视，一些种业大省已经开始行动。
湖南省将采取三种做法推动政策落地：一是整合已经出台的相关政策，尤其是人才流动方面的，“109号文件”发布前，湖南就已经拿出办法着力消除科研人员到企业去的后顾之忧。二是把习惯做法以文件形式规范起来。以品种权交易为例，有一套通常做法，还没有一个专门的相关办法来管理和规范它。湖南的初步想法是将品种权认定为国有资产，明确收益权分配方案。“一方面避免了另起炉灶重新制定政策的障碍和困难，把品种权认定为国有资产，品种交易就可以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相关政策执行；另一方面收益权归个人，解决了激励机制缺失问题。”湖南种子管理局局长周志魁形象地将这种做法称之为“把‘潜规则’变成‘明政策’”。三是通过试点做一些有效探索，总结经验，逐步推开。
在企业最关心的人才流动政策方面，湖北也做了一些探索，去年12月18日，湖北省政府出台了《促进高校、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暂行办法》，其中专门有一条是“支持高校、院所科技人员创新创业”：科技人员离岗转化科技成果，在鄂创办科技型企业的，保留编制、身份、人事关系，档案不变，工资正常晋升，5年内可回原单位。财政上对育种科研和良种推广的支持力度也进一步加大，去年11月，湖北省拿出25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鼓励企业投资科研，其中1500万元用于种子企业育种加工，1000万元用于良种推广。
山东的情况相对复杂一些，山东多数种企有自己的科研院所，科研人员流向企业之后如何更好地融入进来也是一个问题。“我们目前还在研究调查的阶段。”山东省种子管理总站站长迟斌实话实说，“接下来会请来种子企业进行座谈，看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。”除了人才流动，山东省在种企科研创新方面也花了很大心思，“通过重大专项扶持企业科研创新，我们并‘不差钱’，关键在于经费的投向，要选出真正用心做科研的企业，扶上马送一程。”
在政策落地方面，甘肃省信心很足，省种子管理局局长常宏表示：“甘肃将力争在6月底，出台落实意见，甘肃省的科研院所属公益二类事业单位，我们抓好政策的落实，就等于抓住了一次绝佳机遇，对破解甘肃省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难题大有帮助。”具体落实方面，常宏也有自己的想法：“种业发展体系是独立且健全的，但是受制于市县管理站能力比较弱，体系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，难以保证体制改革的最终完成。”这个观点得到了基地方面的支持，甘肃省张掖市副市长王向机在讨论会上提出的第一个希望就是：“基地建设需要更多的支持。”
监管：不能管死目的是培育一批好企业
过去几年，由于监管力度不断加大，劣种坑农现象明显减少，2012年种子质量抽检合格率为90%以上，比2009年时已经提高了11个百分点。但随着一些突破性品种的更新，套牌侵权问题较为突出，逐渐成为市场监管面临的主要问题。
去年11月底，农业部联合公安部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拉开了近年来执法力度最大、覆盖范围最广、处罚措施最为严厉的一次品种侵权和制售假劣专项整治行动。
“109号文件”也对市场监管问题作了专门强调，要求从几个方面着手，规范种子行业秩序。“市场监管，尤其是打击套牌工作，历来难做。监管不是不让企业生存，不能管死，而要管活，要规范化，目的在于培育一批好企业。”吉林省种子管理总站站长丁万志说。
尽管监管工作难做，但各地在监管方面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强，要啃下这块“硬骨头”，还需要系统地做工作。“在种业行风转变方面，湖北省强调要推广好种子、支持好企业。推出良种，假种劣种自然没有市场；推出好企业，差的企业自然就没法生存，我们管理服务的最终目的是让农民用上好种子。”湖北省种子管理局局长卢开阳说。
甘肃在打假护权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。“打假护权是维护行业健康、良好发展的重要方面，马虎不得。”常宏的建议是抓源头、抓基地监管十分重要，但终端市场也要加强监管，要实现生产基地和终端市场监管联动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，维持两三年，市场秩序将会大为好转。对于市场监管，甘肃种子管理部门很有信心。